康熙简介资料 康熙趣谈敬天勤民 万机余暇 戒之在得 惟尧则之故事

来源:吉言网 编辑:小燕 2019-04-16 22:33:29

  康熙 清顺治十一年—康熙六十一年(1654-1722),爱新觉罗氏,庙号圣祖。八岁即位(顺治十八年),年号康熙。康熙六年亲政。八年,智捕鳌拜,夺回大权。奖励垦荒,治理黄河;设立南书房掌拟圣旨,加强皇权;收复台湾;平定吴三桂、尚之信、耿精忠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;平定了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,巩固了国家统一;又巡行东北,数次发起反击沙俄的战争,签定《尼布楚条约》,划定中俄东段边界,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发展。他一生苦研儒学,表倡程朱理学,开博学鸿儒科,设馆纂修《明史》,编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佩文韵府》、《康熙字典》等。

  主要闲章:敬天勤民 万机余暇 戒之在得 惟尧则之

  敬天勤民

  敬天是清朝历代皇帝尊崇的一项重要方针。康熙也不例外,他有“凡富贵皆由天命”的言论,但他对天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,他认为国家兴亡,朝代更迭并非由天命决定,而取决于人事。并把“天”与“民”等同看待,认为“盖为愚民为不可欺,居官之善与不善,到任不过数月,人即知之,故曰‘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’,民意即天意也”。可见,这与单纯的讲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,至于勤民,康熙认为君主是为百姓而设的,“天生民而立之君,非特予以崇高富贵之具而已,因特副教养之责,使四海九洲无一夫不获其所也”。所以,为君要敬重百姓,时存诚敬之心。“临民以主敬为本,昔人有言‘一念不敬,或贻四海之忧,一日不敬,或以致千百年之患’。礼记首言毋不敬,五子之歌始终皆言敬慎,大抵诚与敬,千圣相传之学,不越乎此。”尊重百姓,就是要千方百计为百姓谋福利。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。而勤民的具体表现就是勤政。就是“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有关,最为重大,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”。“君临天下之道,推以实心为本,以实政为务”,并时常提醒自己要“致治之道,务在精勤,励始图终,勿宜相间”。这种以民为本的勤政思想,也时常体现在他的诗文集中,“朕抚御天下,每以民生为念,夙兴夜寐,无时少懈也”,“朕先忧而饮食俱废者,为民也”。在其亲政之初,就把三藩、河务、漕运三件事书写下来,悬挂在宫中,以敦促自己尽快解决。三事中,河务、漕运都与民生息息相关。康熙亲政后一直坚持每日在乾清门御门听政。康熙三十二年,有人建议他更定御门听政日期,隔三四日御门一次,但他不同意,并说:“我听政3 0多年,各项规章制度已经定型,同时自己也习惯了这样规律的生活。一天不御门理政便觉不安。如果隔三四日御门一次,便会产生懒惰心理,这怎么能行呢?”最终还是坚持每日御门听政之制。康熙在位61年,可谓勤勤恳恳,言行一致。他的敬民勤政的思想在雍正、乾隆那里得到了延续。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所说的“康乾盛世”。

  康熙像

  万机余暇

  康熙一生不但勤于为政,而且善于调节自己的生活。他说“既事竟罢朝,宫中图籍盈尺案,朕性好读书,丹黄评阅,辄径寸辨别古今治乱得失,暇或赋诗,或作古文,或临池洒翰,以写其自得之趣。止此数事,已不觉其日之夕矣”。其中最主要的,还是读书和写字。康熙一生勤于读书,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。他曾说,小的时候,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由侍臣讲解经书义理,处理完政事后,又端坐乾清宫读书。以至10岁左右便博览四书五经,十七八岁更加勤奋,有时累到咳血的程度,仍手不释卷。但他的读书不是死读,一是为了加强自身修养,更重要的是经世致用。在书法学习上,他也是一丝不苟,经常临摹米芾、赵孟頫等人的作品,动辄上千字,有时竟忘记了劳累,他有专门的书法老师,“有翰林沈荃,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,曾教我书法”。并且还学得很虚心,沈荃曾说:“每侍圣祖书,下笔即指其弊,兼析其由。”他也不恼,反“深喜其忠益”。正是这种虚心忘我的态度,使他在书法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。

  敬天勤民

  万机余暇

  戒之在得

  此印文的来历,《秘殿珠林》卷一载:“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,圣祖仁皇帝命大学士王项龄、王掞、尚书王鸿绪至南书房,谕以明年为康熙六十年。采择经语,可刻小玺者。诸臣遵旨恭拟进呈,俱不当意。有顷,朱笔批出‘戒之在得’四字,谕云:‘朕之得之天者厚矣,自古帝王所稀者也。朕今何思何虑?惟守宣尼四字明训。’诸臣拜手叹美云:‘圣德如天,忧入圣域而学不倦如此。’”宣尼即孔子,他曾说:“君子有三戒:少之时,血气未定,戒之在色。及其壮也,血气方刚,戒之在斗。及其老也,血气既衰,戒之在得。”康熙认为“朕今年高,戒色戒斗之时已过。惟或贪得,是所当戒。朕为人君,何所用而不得?何所取而不能?尚有贪得之理乎?万一有此等处,亦当以圣人之言为戒”。此印刻于康熙六十年,体现了晚年康熙极为强烈的忧患意识。他还曾在康熙四十三年回顾4 0余年的求治经历,自责道:“清夜自问,移风易俗,未能也;躬行实践,未能也;知人安民,未能也;家给人足,未能也;柔远能迩,未能也;治臻上理,未能也;言行相顾,未能也。自觉愧汗。”(《清圣祖实录》)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和不断自我反省,使康熙一直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,而成为一代明君。

  惟尧则之

  康熙一生很注重自我修养,善于从古代圣人的言行中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,并演化为自己的思想。他认为师古人,主要在师其德,即儒家所提倡的仁、敬、孝、慈、信。他说:“于缉熙敬止,为人君止于仁,为人臣止于敬,为人子止于孝,为人父止于慈,与国人交止于信。”作为帝王则要兼而有之。他对《尚书》中所论治天下之法极为信服,并说自尧、舜、禹以来为人君者所应具备的心法和治法,在《尚书》已经全都有了阐述。所谓治法,也就是建都树屏以立其纲,设官置吏以张其纪,经天纬地以尽其才,亲亲尊贤以弘其业,黎民阻饥而为之教稼,五品不逊而为之明伦,为礼乐以导其中和,为兵刑以息其争讼,事未然而预为之备,患已至而亟为之驱,也就是具体的政治、法律制度。而心法则是敬、诚、中。敬则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摇,诚则孚信在中而伪巧不能间,中则公正无私而邪说不能移,也就是帝王自己的修养和品德。康熙认为心法为治法之本,充分肯定了帝王个人修养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,并身体力行之。这就是此印所指。

  戒之在得

  惟尧则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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